日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点剑一副研究员等学者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一篇论文，称“男性患者每增加一个亲生子女死亡风险降低4%，女性患者有3~4个亲生子女死亡风险最低”的结论引起热议。
如何理解这一结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刘锋告诉红星新闻，这是一个相关性的研究，而不是一个因果性的研究。
刘锋指出，研究观察到，控制了一些干扰变量后，生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死亡率是最低的，但这并不等于生了三个或四个小孩导致死亡率变低。因为这可能由其他因素导致，即遗漏变量。例如，是因为身体缺陷导致了不能生育，这也导致了死亡风险更高。因此，不需要太去关注表面上相关性的结论，背后的机制和逻辑更值得研究，这样才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意义。
论文自身也强调，由于该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将研究结果推广至更广泛人群时必须谨慎。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阐明潜在机制以及验证因果关系。
“死亡率降低可能有其他因素”
这篇题为《50万中国男女的亲生子女数量相关的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全表型组图谱：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论文，日前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在线发表。论文作者为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CKB项目）组团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点剑一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尝试为理解生育与健康风险提供系统证据。孙点剑一本人拒绝了红星新闻的采访请求。
该研究基于CKB项目中51万余名30~79岁中国成人数据，经过约12年的随访。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数据显示，在无亲生子女以及育有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及以上子女的各组中，育有一个子女者往往更年轻、收入更高、体育锻炼更多，并且更有可能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论文显示，研究结果提示，亲生子女数量与多个系统的疾病风险显著相关。Cox模型显示，相较于育有单个子女者，无亲生子女的男性在36种疾病中9种疾病风险升高，无亲生子女女性在37种疾病中5种疾病风险升高。每增加一个子女，男性精神行为障碍风险降低，女性精神行为障碍和乳腺癌风险降低。然而，女性每多一个亲生子女，胆石症和胆囊炎风险就会增加4%。
针对初始患有重要慢性疾病的人群，研究发现，相较于有亲生子女的患者，无亲生子女的男性、女性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高出37%、27%。分亲生子女数量来看，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男性每多一个亲生子女，死亡风险降低4%；而有3~4个亲生子女的女性患者，死亡风险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死亡率时，研究者选取的样本是在跟踪调查之初就患有重要慢性疾病或症候的人，占整个样本的约一半。
女性患者有3~4个亲生子女的死亡风险最低，是否表明女性应该生育3~4个子女？
刘锋对红星新闻指出，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死亡率降低可能由其他因素导致，即遗漏变量。
其表示，统计模型已经控制婚姻状况、学历、家庭收入、饮酒、吸烟、饮食习惯、体重指数、体育活动、生活满意度、病史、家族史等干扰变量。然而，论文表示，尽管研究已对关键的干扰变量进行了调整，但观察到的相关性可能还是受到了未测量的干扰变量的影响，例如女性在怀孕前或怀孕期间的生理、文化或社会经济因素。
论文指出，数据集中，无亲生子女者的样本量相对较小，且未收集他们是否主动选择不生育或既往有不孕史的信息。无法生育与主动选择不生育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论文还表示，将论文的研究结果推广至更广泛人群时，必须谨慎。
“更应该关心现象背后的机制和逻辑”
学界此前对于生育和某些妇科疾病的关系已有较多讨论。红星新闻此前报道，流行病学数据显示，适龄生育和多次生育以及母乳喂养与某些妇科疾病风险呈负相关，学界猜测这与生育期间激素水平相关。
对于不生育与男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的结论，论文指出，国外研究有相同结论的，也有相反结论的。论文也强调，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来验证该论文的发现，并阐明其中涉及的潜在生物学、行为学和社会学机制，以及亲生子女数量与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于死亡风险，研究者探讨的可能的解释有：在强烈反对不生育的社会中，无子女者承受着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子女可以为疾病治疗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然而，当子女数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患者的生存优势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育儿相关的慢性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以及睡眠不足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对于精神行为障碍的负相关性，论文解释为，子女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这对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然而，如果仅仅将此归因于多子女对预防精神疾病的保护作用，则未免过于简单。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精神疾病的遗传特性会阻碍人们结婚生子。无子女的男性和女性患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的风险较高，这可能是他们不生育的原因，而非结果。”
论文显示，研究者有一些排除这样的反向因果的尝试。讨论心血管疾病风险时，考虑到人可能会因为怀孕而戒烟，以及人成为父母后可能会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研究在模型中调整了相关的因素，但还是发现没有子女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仍然较高。由于这一关联存在男女差异，论文表示，这提示可能与女性怀孕相关的生理和代谢变化有关。
刘锋认为，对于观察到的这样一个相关性，不需要太去关注表面上的结论，更应该关心导致这一现象的机制和逻辑。这些机制更值得去研究，意义更大一些。解释清楚为什么，才能更好指导我们的生活。
在结论的可推广性上，刘锋进一步指出，该研究中的对象为一个年龄较大的群体。论文显示，研究样本2004–2008年间为30~79岁，有许多人出生早于1955年。“这一人群当时所处的环境与现在年轻人所处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现在的社会显然跟过去的社会很不一样，现在养孩子的经济和精神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解读论文时，一定要考虑当时的环境，没办法简单地推广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加以使用。”
另据界面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这项研究很快引发了两极分化的反应。一些人认为，这为“鼓励生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些人则质疑，不能用健康风险来绑架个人的生育选择。而当下社会面临的低生育率问题，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单纯强调生育的健康效应，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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